作者：张仰亮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
摘 要：上海临时市政府是在北伐局势演进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在中共党人组织下，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较为广泛地参与到政权建设中，上海临时市政府也因此被称为“劳工市政府”。面对反帝反封建的多重任务和复杂多变的革命阵营关系，上海临时市政府在政权建设过程中，除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作用外，还注重将党的建设作为政权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将联合战线作为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途径，将武装斗争作为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方法，从而为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上海临时市政府 北伐 政权建设 苏维埃政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建政目标，并进行了艰辛探索。北伐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颇具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通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共领导各革命阶级成立了上海临时市政府，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对北伐形势产生重要影响，中共的建政主张也由此进入实践阶段。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围绕中共早期政权理论生成、演进及上海临时市政府的政权性质展开，但对上海临时市政府的运作及其背后的中共建政探索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通过考察上海临时市政府的发起筹备、组织运作及革命活动，揭示中共早期建政主张如何在上海落地，以期进一步总结中共早期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其第一个纲领中指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管理制度”，“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中共认识到，造成中国人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明确了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目的是“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但国共合作开始后，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国民革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中共对苏维埃政权建设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后，虽然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但中国并未实现真正统一，军阀战争频仍。为团结更多政治力量，改变中国政治面貌，中共将召集国民会议作为实现其纲领的重要途径。1923年2月，针对北洋政府统治下各级议会出现议员“为恶不能为善”的种种弊病，陈独秀提出由各团体选举代表，组成“国民会议”、“市民县民会议”，以代替现行国会及各级地方议会的职权。在动荡时局下，这不失为一种过渡性政治方案。中共召集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也得到孙中山支持。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正式召开国民会议前，先召集由各团体参加的预备会议。11月19日，中共表态“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这里的国民会议和预备会议，不再是单纯的民意机关或立法机关，而是行使政府职能的政权机关。在中共引领下，全国性国民会议运动很快形成，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但由于缺乏革命武装作为后盾，仅通过召集国民会议建立民主政权并非易事，如1925年1月成立的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不久就被北洋政府强行解散。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2日，中共发表对时局的主张，重申“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中共尤其看重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认为“平民是要以实现国民会议为旗帜而战；革命平民不但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北伐开始后不久，虽然国民党继续支持召集国民会议，但国民党高层多认为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均是咨询机关，并非权力机关，且必须由国民党组织，与中共准备召集的具有权力机关性质且平民广泛参与的国民会议存在明显差异。因上海具有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发达的工商业以及规模可观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特点，且在清末即掀起过自治风潮，一直延续至20世纪20年代，自治运动易于得到上海民众响应，中共决定在上海“以自治市的运动”发展“反抗军阀统治的联合战线”，成立民选自治机关，并召开地方国民会议。中共通过党团，联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江苏省党部和工商学团体一起行动，希望建成“上海人民自治的上海”。在时人看来，“国民会议，现到了极好时机”，并预言“不久且有自治运动出现”。市民自治运动既能达到策应北伐军的目的，也不易引起孙传芳和列强的过度反应，有利于国共两党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领导权是市民自治运动的重要问题。由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江苏省党部在华界难以公开活动，且组织较为涣散，不足以承担领导自治运动的大任；而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党组织，亦无意争取领导权。一方面，共产国际远东局建议中共，现阶段在上海应扮演“从旁边加以支持”的角色，“不抛头露面”，“不谋求领导权”，力求“为革命团体和工人团体取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另一方面，在一些中共领导人看来，上海工人“政治积极性不高”，甚至“无产阶级的发动会吓跑小资产阶级”。中共认为，现阶段不要幻想在上海“实现平民政权”，应“尽量减少军阀的统治势力”，成立“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自治市政府”。恰在此时，上海商人阶层重要人物虞洽卿主动接近广州国民政府，意图借助北伐军驱逐孙传芳势力，进而“掌握全上海的市政权”。国共两党顺势支持虞洽卿领导自治运动，逐步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为配合北伐战争，9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以下简称“上海区委”）讨论军事策略时强调，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作”，在上海发动一次“民众暴动”。9月间，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派钮永建、吴稚晖等担任国民党中央江苏特务委员，来沪领导江苏和上海的地方党务。此时，急需进一步打开北伐局面的蒋介石，对武装暴动夺取上海持默许态度。10月中旬，受北伐军攻克武汉的鼓舞，国共两党计划联合上海商人阶层，与浙江省省长夏超的部队里应外合，以武装暴动的方式推翻上海军阀统治，但因夏部遭孙传芳镇压，第一次起义无果而终。上海区委及时剖析起义失败原因，更加重视以工人“去领导国民党资产阶级起来革命”，采取愈发积极主动的革命策略。11月前后，北伐军相继攻克南昌、九江等地，孙传芳治下的东南诸省日渐显现不稳迹象。中共、国民党左派于11月14日联合沈钧儒等，在沪成立苏浙皖三省联合会。上海地方军阀、政客、士绅等“均想利用自治之名各遂其私”，中共仍致力于“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市自治政府”，积极参加三省联合会，力图将市民自治运动引向深入。12月6日，上海区委、国民党左派联合工商学团体，在三省联合会基础上，筹备成立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作为市政府成立前“全上海的最高团体”，负责“号召市民大会”和“组织市政府”。据观察，上海的一般民众、士绅、资产阶级等“确已受了这次自治运动的激荡”，市民公会的成立“即为此种积极行动之表现中的最明显而有力者”，从而将自治运动向前推进一大步。中共此时将市民自治运动作为抑制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一种手段。陈独秀在党内报告中指出，“为抑制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向前进展及向右反动”，“抽象的宣传民主主义是不够的”，必须实现国民会议、省民会议、市民会议和乡民会议，达到“城乡政权归人民”的目的。此举引起蒋介石忌惮。蒋虽然在北伐初期亦有国民革命“最大之原动力，则在人民之自动，有效之方法，尤在人民之自决”之类的言论，但只是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实际上，他并不赞同三省联合会和平救国的主张，只是将地方自治作为军事攻占上海的辅助手段，甚至反对工人参与市民自治，声称“城市工运则当停止”。受蒋影响，在沪国民党领导人钮永建等“只赞助自治运动而不公开的参加”，作用有限。吴稚晖则对中共参与地方政权横加指责，认为“治理中国，只有国民党，没有连了共产党来共治之可能”。1927年1月底，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的意见，不再“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自限”。但就实践而言，中共并未立即与资产阶级决裂，而是希望以后可以联合左倾商人和知识分子，共同对抗蒋介石集团的军事独裁，“不致使工人孤立”。2月间，北伐军攻克上海周边的杭州、嘉兴等地后，工人起义迎来转机，中共主张发动“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加速推翻军阀政权。2月19日，中共领导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随后转为武装暴动，至23日起义归于失败。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较为复杂，除敌强我弱、缺乏有力外援支持等客观因素外，中共本身也存在指挥不力、准备不足等问题。中共在总结起义失败原因时提到，“最主要的原因是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党似乎只是辅助的力量，军事工作也就被看作一种次要的工作”，以致起义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出现指挥协调混乱的情形。为此，中共组成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汪寿华、尹宽等人任委员的特别委员会，周恩来负责特别军委工作，准备重整旗鼓，继续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在北伐军逼近上海周边之际，中共开始筹建政权机关。2月18日，共产国际驻沪代表与上海区委领导人初步讨论了政权问题，提出由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居民阶层直接选举产生“人民革命政权”，认为此举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对这次选举的广泛鼓动可以调动最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二是“可以在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中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引上新的道路”，有利于实行“民主专政并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共产国际代表进而向中共建议，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由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一起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的革命政权，“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2月20日，上海区委发表《告上海市民书》，公开向上海市民提出，“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统治势力”，最低限度的政纲是“召集市民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上海市民政府”，直辖于国民政府。21日夜，为应对日益紧张的上海局势，中共代表与在沪国民党领导人商议，由国民党江苏特务委员会、江苏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组成联席会议。22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商人等群体筹备成立初具政权性质的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为下一步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做准备，并宣布“此委员会即为未来上海市政府”。在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构成中，国民党代表为钮永建、杨杏佛等；商人代表为虞洽卿、王晓籁等；中共代表有5人，其中罗亦农系首次以共产党人身份公开参与市政府筹建工作。不过，在市民代表会议诸多问题上，在沪国共两党领导人仍有分歧。吴稚晖等人认为，北伐军抵沪后“自然有国民党的党政府”，“为什么又要什么市民会议的政府”，对工人参加的市民代表会议持“怀疑”态度。实际上，这时中共所主张的市民代表会议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囊括了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按职业选举代表；二是立法与行政合一；三是代表同民众联系密切。这与钮永建等人的主张大相径庭。在选举方式上，钮永建、杨杏佛等人反对以职业为划分标准，主张以区域为单位进行选举，理由是若“工人人数之众多，将来必难制胜”。在代表人数上，钮永建认为工人代表人数应加以限制，中共则坚持代表人数“至少一千人”，其中“工人占一半”。此外，双方就国民党地方党部与市民代表会议的隶属关系各执一词，中共力主国民党省、市党部应加入市民代表会议，杨杏佛等人则认为只需派代表参加即可，因为国民党省、市党部处于指导和监督地位。罗亦农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国民党省、市党部可以监督市政府，但无法监督市民代表会议。总体而言，该时期国共两党在上海建政实践中虽有分歧，但并不突出。即使蒋介石日益警惕市民自治运动，但由于北伐军尚未抵沪，其对上海的影响相对有限，未掀起大风浪。随着北伐军日渐抵近上海，中共的建政实践开始明显受到蒋介石集团阻挠。1927年2月21日，吴稚晖等人组成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分会。蒋介石集团和武汉国民党高层均想通过上海临时政治分会贯彻其政治主张。蒋介石对市民自治运动的态度由暗中抵制变为公开反对，当他得悉中共筹备市民代表会议后，于3月3日致电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要求将“上海革命政府之组织”“应即勒令取消”。这时，在沪国民党人大体分化为两派，钮永建、吴稚晖等投靠蒋介石，杨杏佛等则倾向于支持武汉政府。同时，意图追求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商人领袖虞洽卿等人，与急于寻求资金支持的蒋介石组成新的政治同盟。对此，共产党人认为，“中国革命应该创造一个革命的民主制”，“绝不应制造成个人的军事独裁”。中共和武汉国民党高层出于压制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共同目的展开合作。武汉国民党高层对召集市民代表会议持支持态度，“承认上海的地方政权即人民代表会议”，并要求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对省、市代表大会所选举的执行委员“无故横加干涉”。在武汉政府支持下，中共加快召集市民代表会议步伐。为遏制大商人寻求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思想趋向，中共努力联合国民党左派与中小商人，力求实现“以工人为主体”，“立法与行政合一的市民代表政治”。3月7日，在中共代表斡旋下，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三省联合会联合召开市民公会各团体会议，决议通过《上海特别市临时代表会议组织法》，规定市代表会议选出执行委员50人，再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常务委员15人，“总揽全市政务”，执行“市代表会议议决案”。12日下午，在中共、国民党左派组织筹划下，第一次临时市民代表会议召开，在当选的31名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有15人。在罗亦农看来，市民代表会议是“工人群众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实际上是“以工人为主体”，共产党“去领导”。他认为，现在是党领导工农群众和被压迫民众“直接建立民主政府”的时机，党要成为“革命运动的保障与重心”。整个3月，上海局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工人暴动的方向发展。一是北伐军逼近上海，工人士气高涨；二是常驻上海的李宝章第九师被孙传芳调到苏州、南通一线，代之以南下的毕庶澄直鲁联军（后称奉鲁联军）3000余人驻沪，市区防备相对空虚。上海区委吸取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集中力量准备新的武装起义”，并要求军事工作“组织要特别严密”。此后，周恩来加紧武装暴动准备工作，指派黄埔军校毕业的党员传授经验，教授18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使用武器的方法，还通过多种渠道购置枪械弹药。在此期间，武汉政府曾对工人纠察队予以物资援助。周恩来认为，当前党有两个任务，一是“召开代表会议”，二是“进行武装起义及夺取政权的斗争”，两个任务“必须通过起义、通过武装自己来同时实现”。3月5日，特委会会议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武装暴动时机问题，即“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孤守上海”。中共决定以总同盟罢工形式，配合北伐军占领上海。蒋介石担心上海统治权旁落，对罢工加以阻挠，要求上海总工会“暂缓为宜”，至少“应缩小范围”。3月20日傍晚，北伐军先头部队逼近上海近郊的龙华，起义时机已经成熟。3月21日中午12时，中共领导发起总同盟罢工，并很快转为武装暴动，周恩来、赵世炎担任正、副总指挥，作战区域有7个，分别为南市、虹口、浦东、吴淞、闸北、沪东与沪西。7个区域起义发动时间基本一致，但“解决与成功之迟速不同”，“最后的激战，乃集中于闸北境域内”。闸北是奉鲁联军主力驻地，境内有6个进攻目标，最难攻取的是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天通庵火车站。位于三地之间的工人纠察队与奉鲁联军展开激烈巷战，其斗争策略是“对北站取防守势，对俱乐部取包围势，对天通庵火车站取进攻势”，最终成功将奉鲁联军击溃。由于工人纠察队队员在战斗中注意“保护居民”，群众甚为“感激”，不少人“自愿加入作战”，“为工人纠察队布置防线”，小饭店的伙计则赶做食物供“前线的战士充饥”。至22日傍晚6时许，经过近30个小时激战，起义工人占领上海除两租界以外的地区，群众纷纷走上街头，“燃鞭炮庆祝”。这次起义共消灭奉鲁联军3000余人和武装警察2000余人，300余名工人和群众牺牲，1000余人负伤。起义胜利促使国民革命进入新阶段。在中共看来，“此次之总罢工并不是简单的欢迎北伐军，而是与北伐军合作”，“建立民选的市政府”。罗亦农表示，中国革命应“一气呵成”，“向前继续革命领导小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走”。中共党人纷纷以党员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并致力于成立以工人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机关。3月22日上午9时，第二次临时市民代表会议召开，到会代表4000余人，会议选举产生市政府委员19人，并函呈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和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登记在案。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宣告成立，并于次日在蓬莱路原上海县署正式办公。市政府委员囊括共产党、国民党、工人、大商人、中小商人、知识分子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共计10人。此时上海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以往政治参与程度较低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起义过程中政治地位明显提升，原本已经参政的资本家政治地位并无大的变动。中共担心蒋介石抵沪后，将联合大商人、帮会头目等破坏市政府，遂更密切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合作，希望形成工人、知识分子、中小商人与“买办右倾军事势力决斗”的局面，避免陷入“孤军独战”的困厄境地。中共所虑并非无因，蒋介石已获得大商人支持，而上海还有中小商人近60万人，因此，“拉住中、小商人”就显得尤为关键。上海临时市政府成立后，立即将委员名单经由上海政治分会转呈武汉政府任命。武汉政府把上海临时市政府视为“反蒋的力量”，遂迅即决议“承认上海市民大会为上海市民正式代表机关”。至此，上海临时市政府完成所有组建程序，成为得到武汉政府承认的地方政权。但此时手握军权的蒋介石“严禁”成立“市政府之组织”。蒋介石对市政府的态度影响市政府委员履职的积极性。钮永建、白崇禧对担任常务委员持抵制态度，实际到任的常务委员只有杨杏佛、汪寿华和王晓籁3人，甚至出现“市政府临时会议不大负责任”的困局。其他委员能否就职同样存在问题，资本家出身的陈光甫、虞洽卿和知识分子出身的郑毓秀、谢福生，或托词不参加会议，或提出辞职。谢福生等知识分子之所以对参加市政府迟疑不定，除他们对社会革命充满忧虑，还因不少人在北伐期间的政治主张颇为反复，表现出容易妥协和追求自身利益等特征，既“不主张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主张单纯的无产阶级单独一阶级的革命”，缺乏明确且坚定的政治主张。为应对蒋介石集团的破坏行为，上海临时市政府通过举办市民代表会议等隆重的政治仪式，彰显新政权机关的权威性。3月29日下午，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暨政府委员就职典礼在靠近法租界区域的九亩地举行，此举既可以避免遭到租界当局破坏，又能以此影响租界内的中外居民，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此次会议决议5条：（1）召集盛大代表大会，欢迎总司令案；（2）召集工兵商学联欢大会案；（3）上海临时市政府直接产生于市民代表会议，间接产生于民众；（4）上海临时市政府3个月至6个月可转为正式政府；（5）宣布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名单。是日，市政府委派丁晓先为代表，赴武汉请求批准市政府组织法，并划分市政府与蒋介石的权限。市政府另委派汪寿华等人谒见蒋介石、白崇禧，试图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蒋介石依然对市政府持敌对态度，甚至于当日要求市政府“暂缓办公”。武汉政府收到市政府关于控告蒋的信函后，于4月1日会商“蒋介石停止上海市政府开幕”一事，并向蒋发电质问。蒋早已与武汉政府势如水火，电令并未奏效。虽然上海的政治环境纷繁复杂，但上海临时市政府冲破蒋介石集团的重重阻拦，积极开展政权建设。上海临时市政府领导制定一系列政纲法令。4月上旬，上海临时市政府公布《上海特别市临时公约草案》，共计5章，包括总纲、市民及住民、市政府、检察院、附则等内容。第2章规定了市民所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以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第3章规定了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的组成、议员选举方式，以及临时市民代表会议、临时市政府的职权和政府的组织构成等。4月10日，上海临时市政府第七次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政纲草案》，是“上海地方的具体政纲”，包括政治、建设、教育、财政、商界、工界、农民、学生、教员、妇女、新闻记者等方面，共计108条。政纲法令的颁布，对规范市政府职权和维护群众权益具有重要作用。上海临时市政府致力于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公职人员队伍，以增强市政府权威性。由于蒋介石集团蓄意破坏，市政府领导班子被迫多次改选或变动。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召开特委会会议，商议取消虞洽卿、钮永建、陈光甫、白崇禧的委员资格，由左倾的薛岳（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孙科（交通部部长）、宋子文（财政部部长）等递补。28日，中共拟定各政府部门负责人名单，分别是教育局局长丁晓先、建设局局长孙科、卫生局局长陆文韶、财政局局长王晓籁、公安局局长薛岳、土地局局长杨杏佛、司法局局长郑毓秀、劳动局局长汪寿华、秘书长林钧，并初定政府委员工资标准，“最大限度八百元，最小六百元”。4月6日，上海临时市政府正式任命7个部门负责人，公安局局长和司法局局长因暂无合适人选，未予任命。至此，上海临时市政府领导班子基本稳定下来。上海临时市政府通过加强各区代表会议及执行委员会建设，完善上海地区政权体系。上海临时市政府的管辖范围是原淞沪商埠公署辖区及原有租界，下设8个辖区，依次是闸北、南市、沪西、沪东、浦东、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吴淞。“各区事情由各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决定，但要经市政府通过”。截至3月底，上海各区代表会议及执行委员会渐次组织召开或筹备成立，法租界、沪东、浦东、南市等多数区代表会议召开大会或完成改组，闸北等少数区代表会议即将召开大会或正在筹备改组。各区代表会议的领导班子中，共产党员占据主导地位，如浦东的7名常务委员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南市的“委员二十一人，同志十一人”，法租界区代表会议“仍是工人占多数”。此外，各区代表会议关于政权宣传工作也取得一定进展，如法租界成立特别宣传队，浦东近期“宣传多”，南市的宣传对“工人很有影响”。随着上海临时市政府机关组织建设推进，上海的革命呈现出“伟大光明”的发展前景。就政权机关性质而言，市民代表会议是“全市最高权力机关”，分为市、区两级。市代表会议选出执行委员50人，组织市执行委员会，并由其选出常务委员13人，组织常务委员会，“总揽全市政务”。区代表会议选出执行委员20—30人，组成区执行委员会，并由区执行委员会选出常务委员5—7人，处理“全区事务”。另外，市代表会议选出监察委员7人，行使监察权，“监察市内贪官污吏，搜集证据，控告于市代表会议”。市代表会议决议由市执行委员会绝对执行，区代表会议决议由区执行委员会绝对执行。这种立法与行政合一的市民代表政治，意在“改正三权分立及代议政治之恶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期间，中共领导建立了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联合战线，初步显示出民众的力量。工人的表现尤为突出，成为夺取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主力军。起义成功后，虽然上海临时市政府面临的“情形很复杂与纷乱”，诸如“市政府问题、工会问题、军事问题、纠察队问题”等，但市政府连续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动员，将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工会组织和维护工人权益上，点燃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使上海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共在市政府的革命实践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成立由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丁晓先为干事会的市政府党团，罗亦农任党团书记，丁晓先任秘书，党团办事机关设在市政府附近，便于党在市政府内采取一致行动。在时人看来，“罗亦农作市政府委员，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名实相符的罗公馆。他事实上领导市政府的工作”。罗亦农表示：“上海的政权已是工人的，尤其是闸北，市政府亦是我们在指挥”。上海临时市政府的革命实践活动吸引了全国目光，革命大潮很快波及其他地方，进而推动北伐形势的发展。诚如杨杏佛所言，起义胜利后，“全上海人民团结起来了，全国人民也开始大团结，这样，北伐战争得以顺利进行”。北伐顺利开展和革命政权稳固，均有赖于工人群众广泛参与。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工会的工作是基础的工作，否则党即无力量”，“将来工人政府的好基础，全赖此时的工作如何，这是党的工作的大转机”。上海总工会在起义胜利后受到工人广泛支持，得到迅速发展，据称其领导下“有组织工人达60万”。自3月24日起，上海总工会迁至闸北的湖州会馆办公，“上海全市沸腾了，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工人和各界群众，每天都川流不息地涌向湖州会馆”，反映上海总工会在群众中的“政治地位非常增高”。上海总工会发展壮大，对支持共产党人参加并领导市政府产生积极影响。上海区委总结道：“工会运动，最为重要，上海C. P.之所以能领导革命参加市政府，全仗工人力量。”中共上海党组织积极发展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入党，并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市政府革命实践和北伐发展。赵世炎认为，党并非只是“派个代表参加政府”，而是“在政府中要力争民众的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党的组织要有大的发展”。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前夕，上海区委已意识到党的力量与革命形势的紧密关系，开始公开宣传共产党，要求各部委在罢工中“注意发展党的组织的数量”，“一月内须发展至一万同志”，“各部委要组织‘组织委员会’，发展新同志”。在第三次起义前夕上海有党员4400人。截至4月4日，据上海区委得到的统计数字，上海党员人数达到8374人。在新发展的党员中，工人党员占比较大，如暴动后的闸北部委，一周内新发展的党员，“工人占百分之七十”。此外，中共还通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无限制的发展国民党员”，以此巩固上海临时市政府的社会基础。上海总工会下属的工人纠察队，是保卫上海临时市政府的重要武装力量。在第三次工人起义过程中，工人纠察队从奉鲁联军手里缴获各式枪械1500余支（挺），武器弹药得到较大补充。起义成功后，工人纠察队人数达到2700人，分布于南市、闸北、浦东和吴淞等要津地带。工人纠察队作为“拥护上海特别市政府”开展革命活动的武装后盾，宗旨是“替工会服务，替革命服务，保护工会”，首要职责是协助市政府维持华界的社会秩序。上海总工会发布紧急启事称，“临时革命政府亦已成立，全沪民众莫不欢怀，惟际此严重时期，难免溃兵滋扰”，“敝会特命我纠察队协助北伐军共维秩序”。工人纠察队还肩负司法审判职责，如驻扎在南市的工人纠察队有400人，“每天捉来的人，必经正式审判，分轻重发落”。但工人纠察队由于缺乏必要训练，存在诸如队员态度太凶、执法不力等问题。对此，上海区委要求队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每日接受8小时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武汉政府亦于4月1日正式承认工人纠察队为维持上海革命秩序的“合法武力”，批准上海总工会提出的“编工人纠察队一千五百名并拨助经费每月三万元”的方案。此外，上海区委欲改变上海的军事力量对比，计划动员2000—3000名工人加入薛岳的第一师（约4000人），希望拥护市政府的武装人员扩充到8000—10000人，意在应对蒋介石集团军事威胁。与此同时，上海临时市政府努力救济灾民、抚恤死伤者，并提高工人、妇女政治地位，以更好地保障他们参加革命活动。针对武装起义过程中一些民众受灾、负伤或牺牲情况，上海临时市政府决定“褒奖力战鲁军之工人纠察队及抚恤死伤者”，“救济闸北被灾市民”。为提高妇女地位，上海临时市政府讨论通过《上海妇女总要求》，共计7条，包括“妇女与男子一律平等”，“颁布保护女工童工法律”，“为妇女设立育儿院”，“创办普及男女的义务学校”，“保障女学生之书信、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废止男女间不平等的一切法律和习惯”，“废止童养媳制度”。此外，上海临时市政府通过保护工人权益的22条要求，前5条是关于继续反帝反封建和“促成民选市政府”的政治要求，其余诸条则是关于维护工人权利的内容。上海临时市政府认为，驻沪的奉鲁联军已被肃清，“革命工作可告一段落”，遂向工会、商会等下达复工令，要求3月24日早8时起“一律复工”。但是，中外资本家与蒋介石集团关系日渐紧密，在对待市政府问题上与蒋保持一致，对复工令或不予理会，或持观望态度。上海临时市政府只得一边向拒不复工的外资工厂写信催促，一边将注意力放在华资工厂的复工上。25日，上海临时市政府、上海总工会分别致函法租界公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其不得阻止复工，否则“将取消复工命令，再行总同盟罢工”。两租界当局仍拒不执行，使得上海的革命形势趋于紧张。鉴于列强抵制，上海临时市政府领导群众开展了反帝斗争，希望通过收回租界运动向外国资本家施加压力，促使其执行市政府的政令。起初，上海临时市政府主要针对英国资本家发动“英界继续罢工”，意在减少反帝斗争不必要的阻力。这时有关上海总工会“要攻击巡捕房”的谣言在坊间流传甚广，社会氛围骤然紧张。客观而言，公共租界当局“神经过敏”，中共本意并非立即收回租界，只是作为一种反制措施。在南京事件中，英美军舰炮击南京，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反英运动在此后一段时间持续发酵。英军对公共租界加强戒严，甚至越界打压华界的爱国学生。如4月9日晨，公共租界数百名英军和巡捕越界将大夏大学“包围搜查”，在校内办公和住宿区域“倾箱倒箧，任意蹂躏门窗校具”，“学生现洋、书物损失不赀”。对于公共租界当局的反动行为，4月10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开会决议“领导全上海市民一致对英经济绝交，并要求撤除铁网，撤退驻华外兵，及收回租界”，并致电武汉政府，要求“立即严重交涉”。蒋介石来沪后，为争得上海统治权，开始加速与西方列强勾结，密谋镇压工人反帝运动。他一面筹划“解散上海的工人纠察队”，一面令“白崇禧在上海拜会各国领事”，“向外人道歉”。此外，上海临时市政府在接收北洋政权在沪机关过程中，屡遭蒋介石集团阻挠破坏。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过程中，华界的重要军事目标均由上海工人从奉鲁联军和警察手中夺回，而且上海临时市政府作为武汉政府在沪政权机关，拥有接收权，但蒋介石集团利用战乱时机“占据许多机关”。比如关于“电报局接收问题”，尽管上海总工会“已命令不准给人接收”，但仍出现“许多人去接收”的情形，以致留守人员不知道“究竟给那（哪）一个”。对于机关接收问题，一方面，上海临时市政府进一步规范机关接收工作，努力行使接收权。3月28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发布关于接收北洋政权在沪机关的通告，要求“在市区内各行政机关，须先呈请本临时市政府核准，会同派员监视，方准接收”。另一方面，上海临时市政府电请武汉政府，希望其继续给予强力支持，以制止蒋介石集团所属军队的不轨行动。4月7日，武汉政府决议“电复上海市政委员积极行使职权”，并严令白崇禧“保护上海市政府行使职权”。9日，武汉政府还通过裁撤淞沪警察厅、上海县长案，“明令市政府接收上海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所属机关”。此时，蒋介石正加紧在上海筹建听命于自己的党政军机关。4月8日，蒋指派吴稚晖等亲信，组织起新的上海政治分会，并赋予其“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4月9日，白崇禧、周凤岐分别担任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承担“保证维持市内的秩序和安定”的职责，该司令部成为蒋介石集团在“上海最高政权机关”，与上海临时市政府分庭抗礼。上海政治分会、淞沪戒严司令部等机关由蒋介石直接掌控，体现高度军事独裁特点。中共对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行动做了一定防备。上海区委认为，若工人纠察队被解散，无异于重回“过去黑暗之域”，市政府亦将失去武力支持，所以“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上海区委准备通过总同盟罢工形式予以抵抗，要求各级党组织“准备很多技术秘密机关，要能一暴发立刻秘密起来”，但在蒋介石集团行动前仍要“保持与群众接近的形式”。由于蒋介石对上海临时市政府及工人纠察队“均表示隔离及不信任的态度”，武汉政府高层意识到蒋介石留沪威胁很大，不断责令他离沪赴宁，专注于军事。武汉政府催蒋尽快离沪原因有二，一是避免蒋介石在上海实施诸如“解散纠察队及不承认市民会之类”妨碍革命的行动；二是阻止蒋“变成一个反革命”。由于蒋介石在迁都之争等问题上处于下风，他早已产生在南京另立中央以对抗武汉政府的想法，认为“非克复南京自立基础，决难立足”。4月9日，蒋介石从上海移驻南京。12日凌晨，蒋介石集团联合帮会武装，突然向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攻占上海总工会及工人纠察队机关。14日，白崇禧指令军队搜查上海临时市政府机关，并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为由，“将市政府封闭，停止其工作，并逮捕职员”，“市政府在场开会之执行委员十余人连同办事员茶役等二十余人”被捕。至此，成立仅24天的上海临时市政府被蒋介石集团查封。在国民党右派军队的进攻下，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很难与之正面抗衡，被迫转入地下。蒋介石集团在东南各省以“清党”名义，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武汉政府决定“取消立即北进的计划”。直到5月中旬，宁汉双方才选择“分途北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大革命期间，中共在上海积极开展革命动员和政权建设，配合北伐军行动，推动上海革命形势高涨，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一是以党的建设推动革命政权建设。在上海临时市政府建政过程中，中共通过设置党团、发展党员、健全基层党组织和扩充工会组织等举措，提高了党在大革命背景下开展政权建设的行动力。上海临时市政府的发起筹备、组织运作和革命实践，均离不开中共党组织的运筹帷幄和奋力推动。罗亦农、汪寿华、林钧等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够在市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党组织的支持密不可分。二是将联合战线作为凝聚力量的重要途径。中共除注重发挥工人阶级先锋作用外，还与国民党左派、商学团体组成联合战线，相继成立市民公会、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等兼具联合战线功能的组织，团结上海的反帝反封建力量。中共领导的联合战线之所以能够发挥凝心聚力作用，是因为其有效汇集了各方力量的政治诉求，尤其是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共同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战。中共在联合战线中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在一段时期内，中共将大商人留在联合战线内，以减少革命阻力；在革命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之际，中共及时反对和遏制大商人谋求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趋向，并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成立民主联合政权。三是将武装斗争作为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实现了夺取政权的目标，增进了对武装暴动发动时机、革命斗争对象选择以及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关系的认识。北伐初期，中共将武装暴动的目标优先放在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上。起义成功后，中共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上海发起收回租界运动，开展反帝斗争，将斗争重点放在与革命发展关联较大的“反英运动”上，既避免四面受敌，又有利于巩固革命政权。此外，中共将加强工人纠察队建设和开展政权建设有机结合，互为奥援，推动了革命形势发展。四是注重结合中国革命特殊性采取相应的革命策略。中共领导各革命阶级在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开展建政工作，在革命原则和一些具体做法上受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影响，同时关注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从而有意识地调整革命策略。中共将革命斗争形式与上海的地区特点相结合，通过相对温和的市民自治运动开展政权建设，逐步推进。从北伐初期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到转变为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联合政权，上海临时市政府蕴含着革命政权建设的新趋向，即致力于将“国民革命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一场斗争”，推动中国革命逐渐走向“非资本主义道路”。之前政治参与程度较低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地位明显提升，上海临时市政府被蒋介石集团说成“劳工市政府”而不以为然，恰恰表明代表广大劳工利益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与代表大商人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建政路线迥然不同。当然，中国共产党此时仍处于幼年，建政实践还有一定局限性。第一，中共在北伐初期对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一度放弃自治运动和武装暴动的领导权，影响了建政主张的实现。第二，中共在发动前两次武装暴动时出现组织混乱等问题，反映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经验的欠缺。第三，中共将政权建设重点放在上海临时市政府上，基层政权建设相对薄弱，一定程度影响了民众参政积极性和民众动员程度。在多方势力联合破坏下，实际仅存在24天的上海临时市政府最终被迫解散。可以看出，虽然上海具备建党及开展革命的诸多有利因素，成为中共早期反帝反封建主阵地，但上海的重要地位亦决定各方力量的重视程度。在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大资本家、西方列强等强大敌人环伺下，中共在上海开展建政实践，艰巨性和复杂性远非一般城市可以比拟。通过上海临时市政府的建政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深化了对政权问题的认识，其对革命政权建设的艰辛探索，为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及革命根据地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者张仰亮，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教授）